红茶，是中国茶叶中的一颗明珠，散发着诱人的芬芳，传递着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正山小种红茶在近400年的历史中，其名称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它出现之初，当地是以“乌茶”名之，传至国外则由于各国按中国对茶的发音称“CHA”。后则称小种茶，这时出现的小种茶是指红茶，与现时武夷岩茶中的小种茶代表乌龙茶的一个品种是不同的。小种红茶名称的出现依《清代通史》的一记载当在1640年传人英国之前。1689年英国人首次商接从门港进口小种红茶，开始依厦门口音称茶为TEA，然后称产之于武夷山的小种红茶为BOHEA TEA。
18世纪初，在安溪出现仿制的武夷红茶，武夷山当地也出现邵武、江西广信等地仿制桐木乌茶的江西乌茶。为区别正宗的乌茶和仿制的江西乌茶，开始有正山小种红茶和外山小种红茶之称。然而这些仿制的红茶和武夷山及武夷山周边生产的红茶均以“武夷红茶”之名出口，因此在18世纪的武夷红茶，实际上成了福建省外销的红茶的代称。由于除福建省以外，其他省在18世纪尚未出现红茶，武夷红茶在18世纪甚至成了中国红茶的总称。

19世纪初，由于国外对红茶的需求急剧扩大，全福建生产的红茶也难以满足外销的需要，清道光年间以后外省如江西、湖南、湖北，继而安徽等等红茶产区纷纷出现，武夷红茶在中国红茶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地位则不断滑落，逐步又回到为区域性红茶的名称。19世纪60年代，闽东工夫红茶出现，又改变了全省惟有武夷红茶的局面，武夷红茶名称在外销中渐渐不再使用，桐木产的红茶则单独称，“正山小种”。
1853年后福州港开始出口茶叶，正山小种即全部经福州港外销出口。因正山小种由松材熏焙过，福州地方口音对松明发Le的音，以松材熏焙过则发LeXun的音，称产于桐木的正山小种红茶为LeXun小种红茶。闽东工夫红茶出现后，国外为区别福建红茶，开始以福州地方口音称武夷正山小种红茶为Lapsan．gSouchong，Lapsang即为LeXun的谐音。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该名词出现于1878年。至今为止，正山小种出口一直都使用Lapsang Souchong或LAPSANGBLACKTEA名称。

扩展阅读——从正山小种到Lapsang Souchong再到BOHEA TEA

与从陆路流人俄国的岩茶不同，通过海路运往欧洲的武夷山茶叶以正山小种红茶为主，以武夷山桐木自然保护区为正山小种红茶的主要产地。荷兰商船 1610年首次来到中国，并带回了少量的武夷山红，茶。“最先出现的是福建小种红茶，这种出自崇安县星村乡桐木关的红茶，当17世纪初荷兰人开始将中国茶 输往欧洲时，它也随着进入西方社会。”1650年以前，欧洲的茶叶贸易可以说完全被荷兰人所垄断。经过两次英荷战争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渐渐摆脱了荷兰而垄 断茶叶贸易。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1689年英国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从此英国开始由厦门直接收购武夷红茶。
星村镇桐木村是 正山小种的发源地。1823年(道光三年)，法国神父罗文正在桐木的挂墩建立天主教堂，并开始在桐木传教，因此现在三岗、挂墩、七里的部分村民仍然信仰天 主教，而江墩、庙湾由于离教堂所在地较远，信仰天主教与佛教的居民大约各占一半。2001.年，武夷山市政府在庙湾竖立了一块很大的石碑，上面有当代茶界 泰斗张天福的题词“正山小种发源地”。
和大多数中国的村庄命名一样，江墩以江姓为主，由于地处桐木溪边，因此取名江墩。“墩”即是“水边的 村庄”的意思，本县的曹墩、源头墩、墩头等自然村也是因距离水源的远近而得名。除了江姓以外，蔡、杨、梁三个姓也是村中较多的姓，并且村民或多或少都有一 些亲戚关系。据《江氏族谱》记载，南宋末年，江氏族人为躲避战乱，从中原河南迁至桂溪，后定居桐木江墩，至今已经有24代。庙湾与江墩的村民同是江氏开基 祖秉九公的后裔，但在某一年的“清明会”不知道因何原因发生了纠纷，几次械斗以后，一部分族人从江墩搬迁到了不远处的庙湾。
关于正山小种的 起源，当地普遍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约在明末某年时值采茶季节，一支北方军队路过星村镇桐木村，见天色已晚，路边有一座荼行，就进去睡在了茶行中的茶青 上。当时茶行老板和雇工都逃到附近山中躲藏，待军队开拔后，茶青发红，老板心急如焚，把荼叶揉搓后，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块烘干，烘干的茶叶呈乌黑油润 状，并带有一股松脂香味。因本地人一直习惯喝青荼，不愿喝这种做坏的茶，老板只好将茶叶挑到星村茶市贱卖。没想到荷兰商人收购去了后，对这种带有烟熏味的 茶叶特别喜欢，还愿意出2……3倍的价钱第二年订购这种茶。从此，当地人就专门生产这种红茶专供外销。

国外一本《茶的故事》中记载的正山小种的起源，与桐木当地传说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在时间上略有不同：
1646 年，清朝第一代皇帝顺治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企图将福建省纳入清政府的统治。据说当军队进入武夷山时，桐木村的村民试图将茶叶藏起来。桐木村的江氏，已经有 24代历史，宣称他们巧妙地发明了红茶。为了阻止茶叶腐坏掉，他们迅速用当地刚砍下的马尾松柴烘干茶叶，然后他们发现做出的茶叶有一股很重的烟熏味，呈黑 色，他们认为这种茶肯定做坏了。尽管如此，当荷兰商人像往年一样来收购茶叶时，村民们还是拿出了这些“特别的”茶。令他们感到惊奇的是，荷兰商人对这种茶 情有独钟。第二年又来买了更多，并且偿付比一般的茶叶更高的价格。
其他资料与当地口述传说也基本保留了上述故事的主要内容，都将正山小种的 起源归于一系列的“偶然”和“意外”。被军队睡过的茶青，当地人因为不想浪费，用急火烘烤后挑到星村茶市贱卖，没想到“做坏的茶”反而受到荷兰商人的青睐 _并且愿意用高出一般茶叶两三倍的价钱来收购这种茶。在这一传说故事中，有一种对比鲜明的茶叶等级结构，即桐木本地人认为做坏的、贱卖的茶到了荷兰商人那 里反倒成了愿意高价收购的最好的茶，而红茶的这种高贵地位却是由英国人将饮茶仪式化后所获得的一种新的形象。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瑙，质之佳过 印度、锡兰远甚。凡以武夷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

据史料记载， 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荷兰人手中购得两磅武夷红茶进献给凯瑟琳皇后；1663年，诗人瓦利向凯瑟琳皇后祝寿时作有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 色，美难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祛烦累”的诗句。于是在17世纪后半期，为追随皇室饮红茶之风，出现了许多关于饮茶的动人诗 篇。如英国作家奥维格顿(Joha Ovington)在。169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饮茶具有神奇的疗效，欧洲人习惯了饮酒，但这能损害人的健康；相反，饮茶却能使人头脑清醒，使酒鬼 恢复理智。”著名英国诗人拜伦在其长诗《唐璜》中写道：“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通过皇室与社会上层的推动，英 国人赋予了红茶优雅的形象及繁复华美的品饮方式。由此，在遥远偏僻的闽北山区由于兵乱而偶然发明的红茶，流通到海外后意外地受到了英国人的青睐，从而获得 了一套完全不同于本土的文化意义。
17世纪末以来，红茶在海外的销量直线上升，供不应求，特别是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后，外国船舶可以 直接从厦门进口红茶，极大地方便了红茶的外销。据有关资料统计，18世纪前50年间，英国平均年进口红茶873973.31磅(6556担)，是17世纪 末最后五年平均进口量的76倍，另一红茶贸易大国荷兰也有与此相当的进口量。而正山小种的中心产区约600平方公里，估其最大产量约5000–6000 担，其核心区桐木的最大产量约3000–4000担，因此海外对红茶的需求量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桐木关的红茶产量。武夷茶在海外的售价也远远高于其他地 方所产之茶。魏源的《海国图志》云：“茶除中国省城税饷外，沿途尚有关口七八处，亦领缴纳税饷，再加水脚各费，运至英国卖价与武夷山买价岂止加数倍耶。” 为了迎合外商的需要，至迟到。1840年以前，武夷山出现了茶叶再加工业。彭光斗的《闽琐记》记载：“近因采买过广，所产不足以天下之需，于是富商黠贾皆 口他群茗，采赴武夷制造，以假混真，盈千累万，而武夷遂有名无实。”又如梁章钜的《归田琐记》言：“浦茶之佳者，往往运转至武夷加焙。”曾在武夷山修行过 的闽南僧人释超全在《安溪茶歌》中描述了安溪茶仿制武夷茶的情形：
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难辨，世道如此良可嗟。
可 见安溪所产之茶，本来只卖给普通百姓，售价极低。由于西洋商人以高价收购武夷茶，安溪茶遂按照武夷茶的制作工艺，仿制并冒充武夷茶，其仿制技艺达到了“真 伪混杂人难辨”的境界。虽然释超全在诗中明确指出是溪茶仿制岩茶样，但紫毫与白毫却是红茶中的品种，因此也有人认为是仿制的红茶。
清雍正十 年(1732年)，崇安县令刘靖在其《片刻余闲集》中记载：山之第九曲尽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所，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 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而行商则以之入于紫毫芽茶内售之，取其价廉而质重也，本地荼户见则夺取而讼之于官。芽茶多属真伪相参，其广行于京师暨各省者， 大率皆此，惟粤东人能辨之。

由于武夷茶的质量及售价高于一般的茶，当时在茶市上仿制和冒充武夷茶已成为一种风气。岩茶与红茶所出的茶汤颜色 极为相似，因此从这些清代文赋中很难明确判断掺假之茶究竟是红茶还是岩茶。但能够确定的是，周边地区所产之茶纷纷运到崇安县的茶叶集散地(星村)以冒充武 夷山本地茶，由于外山茶“价廉而质重”，这种掺假行为也严重损害了本地茶农的利益，导致当地茶农气愤之余甚至将茶叶没收而告官。在中国乡村社会，一般说来 市场上少量以次充好，或者缺斤短两的行为是不足以引发官司的，交易双方都更愿意在私下解决。请人写状纸、诉讼费用、衙门各处打点的开销都非普通的农村家庭 所能承担，而判决的结果也极有可能并不能如其所愿，甚至还有可能被一些吏役讹诈钱财……因此，若非迫不得已，当事人决不会轻易到公堂之上解决。但对于外地 茶冒充武夷茶的行为，崇安县的茶农“见则夺取而讼之于官”，可见其牵涉的利益之重，对当地人的生计影响之大。
正山小种的英文名为 “Lapsang Souchong”，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该名词出现于1878年。但若细究“Lapsang Souchong”一词的起源，却与其中文茶名“正山小种”中的“正山”并无太多关系。由于武夷山正山小种最初是由福州口岸进口的，国外也用福州口音称正 山小种为“Lapsang Souchong”。在福州方言中，松明发“Le”的音，以松材熏焙过则发“LeXun”的音，“Lapsang”是“LeXun”的谐音，“Sou— chong”是“小种”的谐音，因此“Lapsang Souchong”按照字面对译过来应为“松烟熏过的小种茶”。可见，“Lapsang Souchong”与“正山小种”在字面意思上并不完全对等。这表面上看似乎是纯粹的翻译问题，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尤其是在中西方交往之初，这些新词汇 的“生成”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必须将翻译活动置于话语/权力(discourse/power)关系之中，置于其历史情境 (historical context)之中来考虑。英文的“Lapsang Souchong”强调的是“正山小种”烟熏的独特口味，而在正山小种的原产地桐木，当地人强调的却是“正山”二字所代表的地域的权威性，并为之划定了正 山的相应范围——主要为桐木的十二个自然村。也即是说，对同一种产品，前者强调的是口味，后者强调的是地域范围，而这种意义偏差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笔 者在下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Lapsang Souchong”显然并不是一个地道的英语词汇，而是英语对福州话的音译；但若去问一个福州人何谓“Lapsang Souchong”，对方也会大感诧异；在“LapsangSouch。ng”的产地桐木，当地做茶的农户更不会知道什么是“Lapsang Souchong”。因为这既与武夷山话或江西话的发音不同，这种拉丁字母的词汇也完全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笔者认为，要理解中国的正山小种何以成为国 外的“Lapsang Souchong”，必须将茶叶的流动置于历史的过程中来看待。
正山小种在闽北(武夷山桐木村)、闽东(福州)与海 外(主要为英国)三种异质文化空间之间的流动，也即是在生产者、中间商与买者三类群体之间的流动，群体身份的不同必然导致了对茶名不同的“意义”强调。此 外，茶叶在这三种异质文化之间的流动，也跨越了三种不同的语言(方言)区，从而形成了一种意义指向不断变化的意义链。首先，在正山小种的原产地桐 木，“Lapsang Souchong”最初只是一种做坏了的茶，是品种繁多的出口茶叶中的一种。在其未带来明显的商业利润之前，茶农并没有为这种价格低贱的茶专门取一个名 字，只是笼，统地称之为“乌茶”，更谈不上对其规定原产地范围。其次，在中转地福州，这种红茶获得了一种福州方言的名称——“烟熏小种”。作为中间商的福 州人，着重于向海外的购买者介绍商品的特色——LeXun(烟熏)，通过这一特色将正山小种与其他茶叶种类区分出来。而最终“Lapsang Souchong”成为英语世界里对产自桐木的正山小种的称呼，说明海外的消费者已经接受了这一独特的口味，并在此过程中逐渐赋予“Lapsang Souchong”一种新的文化意义——最好的中国红茶。
上文讨论的是这一特殊的红茶从原产地到消费地的单向流动过程。另一方面，当这种红 茶在西方成功地打开了市场时，“Lapsang Souchong”的商品名从消费地到原产地的反向流动，最终在原产地固定了“正山小种”的中文对应名。从前面的诗文中不难看出，18世纪初，在安溪等地 出现了仿制的武夷红茶，武夷山当地也出现了邵武、江西广信等地仿制的武夷山茶，如“江西乌”。因此，为区别正宗的产自桐木的红茶与外地仿制的红茶，开始有 了正山小种和外山小种红茶之称。可见，“正山小种”的名称是桐木所产的红茶在海外市场获得成功以后才出现的。作为生产者的茶农为了强调原产地产品的正宗性 与唯一性，特别强调了“正山”二字；而作为消费者的英国人，强调的还是茶的口味“烟熏”，即“Lapsang”。从字面意义来看，无论是烟熏的制作工艺， 还是小种茶的茶叶品种，都是可以在异地复制和再生产的；但“正山小种”这一名称却将茶叶的产地限制在“正山”(即桐木)范围内，从而使其成为唯一的、独特 的、不可复制的产品。“正山小种”的出现，其重要意义在于当地人通过建立一套正与外的区分/排斥系统，从而将。‘最好的红茶”限定在正山(桐木)这一特定 的地域范围内，将利益获得者限定在本地居民这一群体范围内。从“Lapsang Souchong”到“正山小种”，其意指对象在不同的语言群体间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在一系列意义链的流动中，“词汇”获得了新的意义。当概念从一 种语言进人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 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恰恰相反，一种新的词汇的“创造”无不与利益、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从“正山小种”的“能指”(signifier)到“最好的 中国红茶”的“所指”(signified)的过程，事实上是“他者”的市场对本土文化的逆向塑造过程，即“我者”为了适应市场而制造文化的过程。
与“正山小种”这一名称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另一种对武夷奈的称谓——BOHEA TEA。乌克斯的《茶叶全书》中“BOHEA TEA”条的注释为：

武夷(BOHEA)，中国福建省武夷(WU—I)山所产的茶，通常用于最好的中国红茶(CHINA BILACKTEA)，以后用于较次的中国红茶，现在用于含梗的粗老爪哇茶(JAVA TEA)，在18世纪，此名也用于茶叶饮料(TEA DRINK)发音BO—HEE。
吴 觉农认为这一注释如果正确，那么就应该把国外资料中的“BO—HEA”一词，全部译为“红茶”。他在编译《茶叶全书》时，曾把大部分的“BOHEA TEA”译为“红茶”，一部分则译为“武夷(茶)”。17世纪，正山小种传到海外，因产之于武夷山，曾与武夷山的乌龙茶、青茶一起笼统地称为“BOHEA TEA”。在武夷茶独步世界的18世纪，“以武夷茶为华茶之总称矣”。与武夷茶一样，“正山小种”这一茶名也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下语意不断地发生变化。17 世纪末以来，海外不断增长的对武夷茶的需求量导致了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范围逐步扩大。正山小种红茶先从桐木核心区向外围，从正山往外山，从周边县市向省外 扩散。随着红茶产地的扩散和红茶消费量的增长，“正山小种”逐渐汇人“武夷茶”(BOHEA TEA)这一洪流中，并未对产地与茶名进行特别的强调。19世纪初，由于国外对红茶的需求急剧扩大，全福建生产的红茶也难以满足外界的需要，清道光年间以 后外省如江西、湖南、湖北，继而安徽等红茶产区纷纷出现，武夷红茶在中国红茶中的比重不断减少，而地位则不断滑落，逐步又回到区域性红茶的名称。19世纪 60年代，闽东工夫红茶出现，又改变了全省唯有武夷红茶的局面，武夷红茶的名称在外销中不再使用，桐木产的红茶则单独称“正山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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